2021-11-22 10:59:00

  日前,《南方电网公司数据资产管理体系建设研究报告》在广州通过评审。《研究报告》在基于国际数据管理协会(DAMA)发布的DM-BOK和国家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模型(DCMM)的数据管理体系的基础上,首次提出了“责权利、量本利”的指导思想与策略路径,率先构建了基于数据要素化、资产化特征的数据资产管理体系框架并推动落地。

  具体来看,数据资产管理体系框架以数据价值再挖掘为目标,以数据资产管理的“定责、确权、享利”和“拓量、优本、创利”为主线,围绕数据资产的全生命周期管理展开,定义了一套环环相扣、务实可行的管理体系。具体包括数据战略、数据治理、数据运营、数据流通四大管理职能模块,以及外部协同、组织机制、技术支撑三个支撑模块,具备较好的协同性、开放性和扩展性。

  这是供电企业在数据管理方面的一次重大的变革,也是在电网数字化、企业数字化、服务数字化和产业数字化推动下的必然产物。南方电网公司的此举实践和探索非常具有开创性,对于引领企业从“资源”到“资产”的数据管理观念转变,促进企业数据资产管理优化具有很好的引领性和示范性。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研究报告》中还提及了下一步的重点内容与实施路径,对未来三年数字资产管理的实施路径和即将开展的19项重点任务进行了具体规划,无疑这为数据资产化、价值化乃至数据资产流通所做的更为具体、更进一步的实践探索,将为我国能源数据资产化积累宝贵经验,更是对促进数字经济及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产生不可低估的价值。不过,应该指出的是,由于全国乃至全球数据资产的应用渠道和管理手段总体尚处于探索阶段,在此过程中仍会不可避免的面对一些难题,数据资产管理的常态化、规范化和安全化仍将会是一个“干中学”的过程。

  数据资产的应用渠道和管理手段尚处于探索阶段

  与实物资产、无形资产一样,数据资产首先表现为是一种资源。也就是说,并非所有的数据资源都可以升级为数据资产。作为“资产”的数据资源,大体表现为以下两种形式:一是可以通过合理应用创造出新的价值。二是通过加工处理,可帮助现有产品实现价值的提高或利润的增加。2019年,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数据资产管理实践白皮书(4.0版)》中从资产的概念出发,规范明确了数据资产的范畴,具体是指由企业拥有或控制的、能够为企业带来未来经济利益的、以物理或电子方式记录的数据资源,如电子数据、文件和相关资料等。可以看出,无论是从表现形式还是基本定义出发,数据资产的概念已基本成为行业共识。相比之下,数据资产的应用渠道和管理手段尚处于探索阶段,数据资产的管理仍面临着诸多挑战。

  资源基础理论认为企业是各种资源的集合体,企业竞争的优势来源于特殊的异质资源。同其它资源一样,数据的产生、存储、维护、管理也是需要成本的。类比与资产回报率,企业的“数据回报率”越来越决定着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长久发展的能力。一方面,随着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趋势日益明显,市场对数据资源的获取、搜集、存储、分析和应用等方面的需求与投入大幅提升,数据愈发成为企业组织生产、运营与交易全流程的基础性战略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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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1-2 10:38:00

   10月16日,广东省数据资产凭证化启动活动暨全国首张公共数据资产凭证发布会在广州召开,现场发布全国首张公共数据资产凭证,这是数据资产凭证被首次应用于企业信贷的场景。佛山市和禧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在利用“粤商通”平台向农行广东省分行融资贷款过程中,将其一定时期以来的用电数据作为申请贷款的条件而非传统的资产抵押或信用贷款。广东农行在获得企业授权的前提下向广东电网申请用电数据,据此对申请信贷企业进行企业画像,一对一设定企业信用额度和贷款利率,进行贷后风控监管,从而有效解决中小企业贷款难融资难的问题。

  数据资产化凭证是培育数据要素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正在成为企业的核心资产。数据资产的管理能力愈加成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乎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党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正式明确数据作为一种新型生产要素。这就意味着要将信息时代积累起来的大量数据资源资产化,使数据完全具备进入市场交易和监管的条件。

  数据资产化就是将数据对象化、资产化,将数据资源转变为数据资产,使数据成为数字化载体,构建数据资产的流通、溯源、监管的全套机制,进一步释放数字红利,推动数字经济发展。但是,数据资产具有确权难、溯源防伪难、跨域互信难、安全管理难的问题,因此阻碍了数据要素市场化的发展。

  数据资产化的外延,就是要解决数据权益权属、数据内容安全、数据来源可信、数据权限可控、数据去向可查等问题。因此数据资产化凭证应运而生。

  数据资产化凭证是通过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技术对数据创造的财富和资产的产权归属进行界定,使得数据成为产权明晰的资产,并投入再生产进一步创造财富和价值。科学准确的界定数据资产的归属,赋予其有效流通的载体,是培育数据要素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数据资产化凭证提高数据流通效率

  数据资产化凭证能够进一步明确数据资产的产权归属。数据要素作为一种商品,其发挥的作用在数字经济时代显得格外重要。但数据要素其他的商品相比,无论在物质形态上还是性质上都有巨大差异,数据的属性更加复杂,权利归属更不明确。因此普通商品能够清楚确定的产权问题在数据要素上变得异常艰难。

  数据资产化凭证的推出能够科学准确的界定数据资产的归属,赋予其有效流通的载体,是培育数据要素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次,保护产权就是保护创新。只有严格保护产权,才能够杜绝数据滥用乱象优化营商环境,净化消费市场、维护广大消费者的权益,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数据资产化凭证能够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数据流通效率 。数据资产化凭证能够清晰界定数据产权归属方,通过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能够将数据实时准确安全的传输至数据利用方,大大缩短供应链响应时间,破解市场参与者面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极大提高了数据流通效率,从而降低市场交易成本,提高企业盈利能力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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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1-2 10:10:00

《个人信息保护法》即将于11月1日正式实施。作为我国第一部个人信息保护的专门法律,《个人信息保护法》将自然人姓名、出生日期、身份证件号码、生物识别信息、住址、电话号码、电子邮箱、健康信息、行踪信息等全面纳入保护范围,为信息处理者的合规工作提供了明确的方向性指导。

  通过法规确立数据价值导向,是数字经济发展重要一步

  从国际范围来看,欧盟的制度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2016年,欧盟发布《通用数据保护条例》,2018年《联盟机构个人数据处理保护条例》,《非个人数据自由流动条例》以及2020年出台的《数据治理法》提案,这一系列保护条例旨在对数据本土化,以及各主体数据的获取,合作,以及数据迁移的问题进行具体规定,为欧盟个人数据的自由流通提供保护,这个保护既是对个人权益的保护,也是对数据获取者合理使用数据的权利的保护。

  在我国,包括《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等法律法规的出台也都是为了在减少数据侵权相关事件的同时,推动数据资源从“台后”走到“台前”。数字经济是科技进步,经济发展,需求转变的必然趋势,因而我们的一系列法律法规的核心目标都是在于如何促进数据要素的合理流通,如何让数字经济发展的更好。

  数字经济的长远发展需要实现信息保护与合理利用的平衡

  良好的信息保护,是数据共享的前提。近几年出现的一系列信息泄露等乱象,在不断地考验消费者对于数字经济本身、平台的信心。个保法意味着从法律层面彰显了国家对于信息保护的重视和决心,它对个人信息的严格保护,也能够让让个人重拾对数字平台的信心,不会因为过度担心自己的数据被不合理利用而牺牲在数字平台的便利性比如刻意拒绝所有数据获取申请等,这也能在客观上保证数据的正常流通,促进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

  “个保法”的实施也能够对数据使用者的行为进行约束。从静态来说,个保法是在保护个人信息,但是从动态和实际看,它已经不再是单单的一个保护性法律,而演变成了平台监管的一个工具,实际上是通过个保法来促使平台合规,对平台的无序发展进行规制,从而保护数字经济整体的健康发展。

  合理利用和发掘数据的价值,是进一步发挥数字经济优势的关键。数字经济的优势在于从大数据中挖掘市场的需求,从而引导产品和服务的生产规划,促进市场上供需平衡的形成,满足差异化的需求,动态解决供需失衡的时滞问题,显著提升市场效率,而这些实现的一个前提就是数据价值的发现。可以说,数据才是数字经济上层建筑的地基,数据挖掘和利用的深度以及与其他产业的关联程度,决定了数字经济优势发挥的程度大小。

  信息保护与合理利用并不冲突,两者之间存在着互相促进的关系。信息保护是合理利用的前提条件,合理利用是信息保护的最终目的。只有做好信息保护,才能让数据所有者愿意授予其他主体对数据的使用,从而实现数据的合理利用的目标,进一步促进数字经济的发展。

  “个保法”的本质是通过实现平衡来促进数字经济的发展

  信息保护和合理利用平衡的实现来自于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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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0-27 15:29:00

   从经济发展的历史规律看,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健康发展,需要高瞻远瞩、统揽全局,在战略上对数字经济发展的规律性趋势和方向作出总体预判,这对我国而言首先需要清醒认识两个基本问题。其一是数字经济的本质特征。大数据具有6V特征,即海量(Volume)、快速 (Velocity)、多样性(Variety)、真实性(Veracity)、可见性(Visibility)和价值(Value)。在这一基础上,数字经济虽被赋予了开放和赋能的特征,但不同于传统生产要素,作为生产要素的数据是经过数字化、智能化后的数据,而不是像土地及劳动力那样可直接投入生产领域。那么发挥数据“经济化”的关键就在于一个国家数字化处理能力、国民数字素质以及数据开放和共享的程度。其二是数字经济的基本导向,不同于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数字经济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经济形态。数字数字化和智能化的方式获得的信息可发现潜在的、不可见的需求,进而创造新的需求,即数字经济是以用户需求端为基本导向。


  我国在数据方面具有天然的规模优势


  在此基础上,需要抓准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良好机遇,做好数字经济健康发展这篇大文章。


  一方面,抓住数字经济的本质特征,利用数据大国优势将“数据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在国际新一轮经济分工中赢得更多主动的策略选择。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全球经济分工调整的核心动力主要源自数字技术的进步。我国作为人口大国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数据方面具有天然的规模优势。


  世界银行数据显示,我国2019 年固定宽带用户达 4.5 亿,约占世界总规模的 40%;这一规模超过了OECD 成员国之和。同期,美国为1.14 亿户,欧盟为 1.58 亿户。国际数据中心(IDC)2019 年白皮书发布的数据预测,我国数据圈占全球的比重将由2018年的23.4%增长至27.8%,成为全球最大的数据圈。但目前数据的增值潜力还未有效发挥,在数字化中寻找和培育中国新的发展优势,尤其是在传统贸易方式向数字化转型、服务和货物等贸易对象向数字化转型的背景下,挖掘数据的经济价值,将有助于我国在全球数字经济分工体系中发挥主导作用,为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拓宽足够的生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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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0-20 14:59:00

   广东省数字金融建设迈向新征程!《广东省金融改革发展“十四五”规划》《广东省数字经济促进条例》相继印发实施,首次提出金融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的方式路径,要求“推动发展数字金融,优化移动支付应用,推进数字金融与产业链、供应链融合”,将数字金融发展提到了新的战略高度。

  数字金融是基于5G通信、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新兴信息技术与金融服务、产业的深度融合,能够促进金融资本的优化配置,推动数字经济领域高质量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固有的完整产业链为数字金融的发展提供了施展拳脚的广阔天地,数字经济和大湾区的融合能够培育出新业态、新模式、新需求,推动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建设和香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创新区内监管方式,进一步提升大湾区数字经济发展的示范效应。

  具体来讲,数字金融对粤港澳大湾区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的影响:

  第一,数字金融有利于推动大湾区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例如:数字经济时代供应链金融的发展。供应链金融对维护供应链的稳定性,优化供应链运营效率起着重要作用。尤其是后疫情时代,企业的发展面临更多的不确定因素,一些风险难以预料但对企业来讲却是致命的。企业通过运用数字金融技术,基于物联网将供应链平台与多个供应链使用场景相结合,实时动态获取供应链个环节的交易信息,通过大数据和云计算将企业销售数据同采购数据、库存量、物流数据进行实时匹配,动态优化各个环节的资金流和物流,降低由于数据信息不对称造成的信息滞后,成本增加等不利风险。供应链金融技术可以有效提升供应链的弹性,减少供应链各环节的的响应时间,增加供应链上下游企业的粘性,增强企业间资本的流动性,从根本上降低企业的金融服务成本。

  第二,数字金融有利于推动大湾区科技产业提速增效。科技创新企业初期普遍具有轻资产,技术研发周期长,知识产权市场转化慢,企业内部财务制度不健全等金融风险,因此面临融资难,融资成本高等问题。数字金融构建了依托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信息技术为载体的数字信用体系,通过将企业各项经营数据纳入体系,建立信息共享机制,突破“信息孤岛“,增强企业信贷评估的准确性和实效性。数字金融的应用有助于减少科技企业贷款资金审批和周转时间,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缓解科技创新企业尤其是初创型科技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难题,从而确保企业产品研发过程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充分释放企业潜力,推动大湾区科技行业高质量发展。

  此外,数字金融的成长离不开先进科技的支持,科技产业的良性发展可以助力数字金融领域相关基础设施的完善和升级,推动“新基建”建设的提速,提升数字金融的交易效率和安全性,两者是相辅相成共同促进的关系。

  第三,数字金融的发展能够进一步密切香港澳门地区与内地的金融联系,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良好的条件。数字金融得益于互联网具有的流动性和开放性,使其不受时间、地域的限制,具有流通性强、流通范围大的特点。数字金融的发展有利于打破粤港澳大湾区内城市间的行政壁垒,加强城市间经济联系的紧密性,进一步便捷跨境支付服务,强化香港特区在内地金融发展中的独特角色。更加便利地利用香港固有的金融优势,强化香港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地位,充分发挥香港在金融领域的引领带动作用,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打造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投融资平台,进一步提升香港的国际地位和国际竞争力,提升人民币国际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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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0-18 14:11:00
    本届广交会将首次以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为主题,对跨界电商等新业态企业开放,在模式、内容服务上不断创新,积极推进广交会数字化转型,更好地适应国际数字贸易发展的新趋势。

  值得注意的是,在9月底广州市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提出,着力抢占先机发展数字服务,大力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与服务贸易各领域业态深度融合,争创国家数字贸易示范区。

  数字贸易成为数字经济时代重要贸易方式

  世界经济正在向数字化和信息化转变。随着信息技术快速发展,传统贸易形式中的全球的产业结构、生产方式运输和交付形式都发生了深刻变化。新冠疫情的全球蔓延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数字化创新的发展,根据世界贸易组织发布的《2020年世界贸易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加速了电子商务和数字化创新,越来越多国家的政府采取了促进经济创新和技术进步的政策。全球约有115个国家推出了新的产业政策,如“工业4.0”和“数字化转型”计划,鼓励企业开展技术升级、数字化生产和数字创新。

  数字贸易的发展正因不受时空地域的限制,在新冠疫情限制全球人员和物资流动的大环境下,其优势更加突出,对促进全球贸易便利化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数字贸易是数字技术与经济、社会深度融合、共同演进的产物,催生大量贸易新业态、新模式,重塑全球价值链。数字贸易不仅包括了产品的设计、生产制造、物流运输全流程的数字可视化,还包括了数字化平台的商品交易和数字化服务,如信息数据、数字产品。数字贸易的特征是数字交付,核心是生产要素和服务的数字化。企业通过收集和分析海量相关数据并将其应用于研发、生产、运营、服务等多个价值链环节,从而降低生产成本并提高生产效率。数字贸易正在蓬勃兴起,逐渐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的重要贸易方式。

  广东省数字贸易成果显著,但短板已初显

  广东省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先行 地、实验区,是中国数字贸易重要的参与地,拥有巨大的先天优势。首先,广东拥有全球领先的通信技术生产和服务企业,为区内数字贸易的发展提供了先进且便捷的技术支持。其次,广东省产业体系完备,市场主体活跃,交通枢纽功能突出,毗邻港澳地区,区位优势明显。广东聚集了全国68%的跨境电商,未来大湾区内跨境电子商务参与企业数量有望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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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0-13 14:44:00

    我们看到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已经揭晓,这三位科学家都是研究计量经济学,在经济学里还是比较小众的,主要是表彰他们“对因果关系分析的方法论贡献”。

  3名经济学家,其中约书亚·安格里斯特(Joshua D. Angrist)、吉多·因本斯(Guido W.Imbens),是因果关系分析的方法学,而大卫·卡德则是劳动经济学的贡献,而实际上,这3位经济学家都聚焦于以统计学方式来验证经济因果关系,从而杜绝了经济学家想当然的情况。经济学本身和自然科学有一定差别,经济学缺乏实验室中的理想环境,某个经济结果,比如一个地区的发展,往往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而非单一因素,只有通过剔除这些因素,然后再一步步添加这些因素,并通过模型量化,才能了解各个因素和经济结果的因果关系,甚至可以量化影响力的大小。因果关系分析,可以很好的处理经济的内生性,也就是多因素之间相互作用的问题。

  据报道,安格瑞斯特和因本斯通过他们发明的研究方法论,帮助经济学家利用现实情况来检验一些重大理论,比如额外的教育如何影响收入。为了弄清楚这一点,他们利用了一个事实,即较早出生的学生可以比较晚出生的学生更早地合法离校。那些出生较早的人往往受教育较少,后来的收入也较少。他们估算,多受一年的教育能使收入增加9%。这项研究促使两人后来对研究方法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诺贝尔委员会表示,这一贡献重塑了研究人员思考和分析自然实验的方式。

  而劳动经济学的David Card,其贡献在于,以因果关系分析类似的方式,论证了最低工资、教育、健康等劳动福利体系对劳动者和社会的影响,不是想当然,而是用实证来证明这种关联性。据外媒报道,戴维·卡德一直专注于研究一些意料之外的实验,以检验诸如提高最低工资是否会导致人们失业等经济问题。20世纪90年代初,卡德和艾伦·克鲁格就美国新泽西州提高最低工资对快餐业的影响进行了一项实验,颠覆了经济学中有关提高最低工资必然导致失业的传统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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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0-13 14:33:00

     数据共享与流通越来越成为数字经济发展的焦点问题。9月26日,2021年世界互联网大会“网络数据治理论坛”在乌镇召开。会上,多位专家分享了对于此话题的看法。有专家认为,数据的管理和使用、权限不清,导致数据共享难,开放难,融合难的顽疾仍未去除,虽然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陆续出台,困扰数据共享开放的问题依然存在。


  存在争议的数据确权,是数据流通最大的障碍


  在著名经济学家科斯的理论中,当契约是完备的,权属是清晰的,市场机制则将是有效的,同理在数字经济领域,当数据产权明确,相关监管制度是完善的,那么将不会存在数据流通的问题。所以我们一直都在争论数据确权,想要通过完善契约来提高数据市场的效率。


  数据究竟有没有所有权?在此次互联网大会上,北京大数据中心副主任唐建国表示,数据没有所有权,真正的所有权是一物一权,而数据并不是这样。正是因为数据这样的特性,再加上单一数据并不具有价值,只有在共享和规模化中才能具有价值的特点,让数据确权变得非常的复杂与艰难。


  如果我们当前的制度体系还不足以明确数据权属,甚至在明确之后,目前的科技水平和利益分配还不足以满足和激励侵害权益行为被识别和消费者被保护,难道我们应当给数字经济的发展按下“暂停键”吗?


  很明显,无论从可实施性还是由此带来的后果来看,数字经济都已经箭在弦上,不可回头。数据要素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不可回收性和损害不可撤回性,数据一旦进入网络开启共享,就很难再原封不动的拿回来以及清除相应的痕迹,而且如果现在开始严厉的控制数据要素的使用,那么必然会让大多数的数据服务停摆,这带来的社会福利损失是难以估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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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9-22 9:27:00
  2021年是资管新规过渡期的最后一年,银行理财市场的净值化转型已进入冲刺阶段,理财子公司也逐渐成为银行理财市场的主角。预计随着资管新规过渡期的结束,理财子公司将成为银行资管业务的主要载体,银行理财行业的发展也将步入全新的阶段。随着A股上市银行半年报披露完毕,各家银行理财子公司的经营状况随之浮出水面。

  理财子公司整体盈利能力大幅度提升

  综合上市银行半年报披露情况来看,2021年上半年,理财子公司运营状况有以下特征:

  一是整体盈利能力大幅度提升。在已公布的上市商业银行半年报中,有18家上市银行披露了理财子公司的经营情况。整体来看,这18家上市银行理财子公司全部实现盈利,总盈利额为101.18亿元。理财子公司的利润来源主要包括投资管理费和销售服务费,投资管理费包括固定管理费和浮动管理费。2021年上半年理财子公司净利润会出现明显增长,一方面是由于理财子公司新发理财产品规模不断增加,另一方面则是因承接母行的理财产品越来越多,产品管理规模大幅上升,使得净利润增速也大幅提升。

  二是单个理财子公司盈利能力差别较大。2021年上半年,在已披露业绩的18家理财子公司中,兴银理财业绩最为突出,报告期内实现净利润19.83亿元,较2020年全年利润增加6.38亿元,增幅达47.43%,一举成为2021年上半年“最赚钱理财子公司”。从母行类型来看,股份制银行理财子公司“业绩”相对优异:18家理财子公司中,2021年上半年净利润排前5的均为股份制银行理财子公司,分别为兴银理财、招银理财、信银理财、平安理财和光大理财,分别实现净利润19.83亿元、15.57亿元、9.9亿元、8.20亿元、6.91亿元。

  2021年上半年净利润排行榜榜五之后,才是6家国有大行理财子公司:名次依次为交银理财、农银理财、建信理财、中银理财、中邮理财、工银理财,分别实现净利润6.06亿元、5.85亿元、5.29亿元、4.85亿元、4.47亿元和3.33亿元。其中,建信理财净利润同比增幅较高,超过300%。六大行的理财规模不输股份行,但盈利能力差距还是较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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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9-9 14:45:00

   用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一直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重大战略。在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政府工作报告和“十四五”规划中,均提出实施数字乡村建设发展工程,用数字技术推进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

  早在2018年1月2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明确提出,实施数字乡村战略,做好整体规划设计,加快农村地区宽带网络和第四代移动通信网络覆盖步伐,开发适应“三农”特点的信息技术、产品、应用和服务,推动远程医疗、远程教育等应用普及,弥合城乡数字鸿沟。这开启了数字乡村建设的序幕。之后,《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等一系列文件更是进一步对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振兴进行了具体部署。在国家战略的推动下,各地纷纷相继出台数字乡村发展政策文件,统筹推进,多点开花的数字乡村振兴的政策格局正在逐步形成。

  数字乡村四步走,循序渐进步步为营

  第一步是到2020年,数字乡村建设取得初步成就。在这一阶段,笔者认为关键词是“基础”。简单而言,在这个阶段中,重要的任务是让数字经济在乡村中“从无到有”,具体主要体现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和相关数字服务的普及。一系列的数字技术都需要相关新基建的扶持,比如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都需要互联网覆盖率的全面提升,一系列机械化、智能化生产也需要充足的电力供应和传感器体系,基建的完善度是未来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客观基础。这一阶段通常成果比较明显,也更容易量化衡量,一般速度较快,成果较多。

  第二步是到2025年,数字乡村建设要取得一定的重要进展。该阶段笔者设置的关键词是“产业”。如果说第一阶段是在打基础,那么从第二阶段开始,就是在逐步建立数字乡村的上层建筑。农业生产是农民的重要收入来源,农村又是农业生产的重要场域,数字乡村振兴必须要从数字与农业的结合入手,实现农业的数字化转型,并从农业出发辐射和衍生其他相关产业,在产业层面广泛融合,多元发展;在地理层面连点成片,形成集聚效应。数字经济赋能乡村建设,要在乡村互联网和基础设施充分普及的基础上,缩小城乡数字鸿沟,用数字经济孵化新农业业态,调动农业生产积极性,依托农产品和区域特点,打造乡村品牌,形成具有全国甚至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带,以数字促生产,以生产促发展。

  第三步是到2035年,数字乡村建设取得长足进展。该阶段的关键词是“服务”。当基础设施已经基本完善,乡村相关产业也均完成数字化转型升级,此时的工作重点就在于促进城乡基本功能公共服务的实现,这同样还需要配合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在数字化技术的帮助下实现现代化、智能化,一个真正宜居、发达的美丽乡村蓝图才得以呈现在人们面前。生产服务化是当前产业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农村作为将这一生产和生活紧密联系的场景,农业生产服务化变得更加的必要,之后以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的特点为基础,借助移动终端和数字化技术实现乡村公共服务水平的提升,比如打造乡村治理平台,乡村事务平台,让农民参与居民自治体系,便捷化新农合等一系列办事程序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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