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1-17 8:54:00

  在众多对2019年科技的预测中,笔者在意的是,面临业绩下滑、市值压力、质疑声四起,特斯拉和苹果2018年日子都不好过,他们会轰然倒下,还是坚强面对?新能源汽车和智能手机市场的竞争会愈加残酷,进来得早,未必挺到最后一个笑。

  “微信之父”张小龙上周的微信公开课PRO耗时4个小时,这是他有生以来最长的一次演讲。他回顾了微信成长的点点滴滴以及对其未来的展望。

  微信上线8年了。人们期待听到这位中国迄今最牛产品经理的声音。张小龙也不负众望,端上了一盘干货满满的“干粮”。这份整理出来有3万字的演讲稿没用到一个热词!这原本不是什么事情,但当求真和务实频频缺席于当下的科技业、资本圈乃至知识界之时,自然就成了解释“刷屏现象”强有力的理由。

  对微信的缘起,张小龙说,原动力有二,分别是“坚持做一个好的,与时俱进的工具”和“让创造体现价值”。顺着他的思路,微信下一步将会做“人最好的工具朋友”。具体呈现会是什么,一切都还不得而知。但可以知道的是,张小龙的产品改进逻辑反映了腾讯“数字化助手”的战略定位。从2018年4月起,马化腾先后在多个场合提到类似“连接器”“数字接口”“工具箱”“数字工具”等关键词,并称腾讯下一步是要做好“生态共建者”,提供云计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新型基础设施,激发每个参与者参与数字创新。这也是腾讯人眼中看到的移动互联网下半场的未来。

  套用罗振宇的说辞,微信的点滴变化可能就是“影响趋势的趋势,带来改变的改变”,而且“小趋势最简单的理解就是不能随大流”;而借用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何帆教授的新书标题,那就是“变量”,后者旨在带领读者“看见中国社会小趋势”。值得一提的是,《变量》由得到APP策划出版。得到APP是由罗辑思维团队推出的主打知识服务的平台,通过订阅专栏、付费音频等方式为用户提供知识内容。

  其实,除了修辞效果,趋势没有大小之分,只有是和不是、来或没来。美国科幻作家、“赛博朋克之父”威廉·吉布森有句名言,“未来已经到来,只是分布不均”,是对趋势的别致理解。从张小龙到罗振宇再到各路媒体、多家机构对2019年作的种种预判,人们努力地寻踪蛛丝马迹,以获得对今后走向的大体了解。谁都急切地渴望与时代同频、与趋势同步,但话说回来,这何尝不是另一种“信息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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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17 8:54:00

  美国大型上市公司在选举董事时80%左右采取简单多数投票制度:对每个席位,股东可投赞成、弃权、反对三种意见。只有赞成票超过反对票时,候选董事才能当选。在股权分散的情况下,如小股东不满意经大股东提名的候选董事,通过投出反对票,联合起来还是能超过控股股东的。

  累积投票权制度,是一种来自西方的董事选举中的股东投票制度安排。虽然大家都听说过,但真正的含义和在美国的实际运作,恐怕知者甚少。因而,借在美国访学之际,我想作一番探究。

  举个简单例子,Abigail和Randy是一家名为Simposonics公司的股东,该公司有100股股份,Abigail拥有70%,Randy拥有30%。在选举董事时,假设前者提名Alicia, Adam 和Allison(3位A姓人士当然是Abigail先生所喜欢的)担任董事,而后者提名Rick, Rich和 Robin(3位R姓人士也是Randy的密友)担任董事。在简单多数投票制和累积投票制下,由于Randy将她的选票集中到一名董事身上,而Abigail为阻击对手,最多能在两名候选人身上投出超过Randy集中起来的选票,即每人投出91票,但Randy的提名人还是以第3名得票数进入董事会。上述情形是作为大股东的Abigail所能采取的加大阻击力量的极端例子。否则,小股东Randy的提名人还可能会以第2名身份进入董事会。总之,不管如何,在累积投票制度下,作为小股东的Randy就有了一名代言人,进入了董事会。

  读者可能会有疑惑:董事提名制度是如何确定的呢?如果Randy 不能提名候选人,董事候选人全部由大股东或现任董事会提出,那Randy 无论如何集中选票,也无法找到自己的代言人。

  现代上市公司企业董事会人数一般在5至19名之间,所以,在累积投票制度下,除去最大股东,能保证选中支持者的最低持股比例是5%至16.67%之间,而很多公司的股权结构并不一定能满足这一条件。显然,很多小股东持股比例较少,在股权更为分散的情形下,要使小股东能推选董事,光靠累积投票制度是不够的。

  那么,美国的上市公司具体是怎么做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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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17 8:54:00

  “知识付费”与传统读书本质上没两样,也同样有两种姿态:若将“知识付费”视为有用之用,想要借此升官发财,恐怕要失望了;若将之视为无用之用,只是增广见闻,那可能会受益匪浅。

  习惯了在网上免费搜索下载的人,面对“知识付费”还真有点不适应。

  当下流行的“知识付费”,以评点各色畅销书、贩卖知识为其基本形态,加上平台聚合各领域大家建立知识分享生态。这其中以罗辑思维为领头羊。常规音频节目外,还有年终的跨年演讲大秀,追随者众。可2018年终大秀之后,自媒体中就兴起了一阵讨伐之声,指责“知识商人”,认为他们是在贩卖焦虑,而非知识。这的确值得反思:笔者就常在听完得到APP中的节目后,感慨自己之无知、不知自己之无知,暗自挥拳告诫自己得更努力才行。如此,平和读书之人自然也会变得焦虑。那么,“知识付费”到底是商人兜售焦虑营销的把戏,还是确有其内在价值?

  笔者以为,贩卖焦虑并没有错。在传统的学校教育体系里,焦虑是大部分学生面对学习难点、重要考试的自然反应。知不足才焦虑,唯焦虑才努力,唯努力才精进。“知识商人”们创造、贩卖焦虑,就社会人群而言,并不会有什么负面效果。而对那些不知自己无知的过度自信者而言,让其见识一下天地之广阔,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儿。比如我一路读书,却发现自己路子越读越窄。除了法律领域的一亩三分地,其他领域的涉猎几乎一片空白。等我发现读书太少涉猎太窄时,已深陷职场琐事缠身。即便坚持读书,也多为了工作、学术科研,功利性太强。此外的天地,忘了看,也没时间、没能力看。

  “知识付费”的出现,恰好契合了我的需求。“知识商人”们通过他们的阅读、用深入浅出的精炼语言将其中的精华转述给我们,或搭建平台邀请一些领域内善于表达的专家学者传经送宝。谁可在通勤途中、洗衣做饭、健身跑步时,通过音频方式听一些熟识领域外的基本常识与经典要义,岂非大好事一桩?这些领域外的知识,无需硬邦邦实打实地掌握,也无需笔记考试,也非职业必须。这些东西对丰富人的知识架构而言,没有亦可,有则更佳。关键是这些东西能让人生更富趣味,让人变得更有深度。人生并非只有成功与精进,还得有意思。且仔细算来,听这些东西本就是闲暇时光,时间总量也不算多。用少量时间接触一下某学科某领域的基础精华事儿,简直可以说功德无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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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16 8:12:00

  发展绿色金融一直处于领先地位的深圳将要试点绿色债券业务,探索发行国际绿色市政债。依据1月8日生效的《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实施意见》(简称《实施意见》),深圳将支持并鼓励企业发行绿色债券,包括绿色债务融资工具、绿色公司债、绿色企业债等结构化绿色债券产品。同时,鼓励绿色资产证券化、鼓励中小企业发行绿色集合债、探索设立绿色产业投资基金等。对成功发行绿色债券的企业,将按发行规模的2%给予单个项目单个企业最高50 万元的补贴。

  绿色债券是近年来我国绿色金融中发展较快的融资工具之一。相比普通债券,绿色债券多了一层“绿色”属性,即指任何将所得资金专门用于资助符合规定条件的绿色项目或为这些项目再融资的债券工具,从而与普通债权在资金投资方向、信息披露要求、政策支持程度、债券期限等各方面都存在差异。绿色债券只能投资于绿色产业项目并且有着严格的信息披露要求,债券期限一般较长但政策扶持力度较大。

  绿色金融在我国兴起的时间并不长,但保持了高速扩容之势。查相关数据,2017年我国境内外发行贴标绿色债券共计2483.14亿元,包括76个发行主体发行的金融债、企业债、公司债、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和资产支持证券等各类债券113只。相比2016年的2314.18亿元增长了7.3%。2017年全球发行绿色债券1555亿美元(约合1.01万亿元),我国贴标绿色债券发行金额约占全球的24.59%。足见,今天我国已是全球绿色债券的发行大国,并拥有着较大的发展空间。

  绿色金融通过构建起绿色金融支持体系和一系列市场化的制度体系,撬动社会资金流向低消耗、低排放和低污染领域,为金融支持和引领生态文明建设创造了平台。在国家战略的指引下,我国已初步建立了绿色金融政策体系,并在全世界居于领先地位。英国智库Z/Yen集团联合欧洲非盈利组织金融观察(FinanceWatch)2018年3月发布了第一期“全球绿色金融指数(GlobalGreenFinanceIndex,GGFI)”,我国有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和香港5个城市进入指数排行榜,其中,深圳在绿色金融渗透方面排名第6,位列亚洲上榜城市之首。

  虽然我国绿色债券发展势头迅猛,但依然存在较多需要改进和完善之处,前行路上仍面临许多挑战。因而,现在需要稳中求进,积极寻求优化完善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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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9 9:38:00

  在上周的天猫2019消费电子产业带联合发展峰会上,天猫宣布将与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展开合作,共同推进广东省消费电子产业带和制造业升级,并计划在3年内扶持3000家电子制造企业。合作内容,主要针对制造企业的本地化服务,通过天猫数字化赋能企业以及C2B反向定制货品推动产业链品牌升级的方式,推动新品类的孵化,在增量市场中拓展新的需求场景,帮助制造业的产业转型以及数字化升级。

  这也是天猫消费电子自2016年以来首次主动“走出去”招商,以期待为天猫生态制造更多的新鲜血液,而之所以选择广东,不仅是因为广东的经济实力,还因为广东是制造业大省。

  随着全球新一轮制造业生产组织方式的变革,科技力量成为未来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所在。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为主的新一代技术的迸发,为传统制造业赋予了新的内涵,即由制造向“智”造的全面升级。当前,无论从论文数量、专利水平,还是从行业投资、企业规模来看,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都已在全球属于较为领先的水平,部分细分领域甚至领先于一部分发达国家,但是如何将人工智能技术全面赋能制造业,我国与美国等发达国家还有相当的差距,仍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当今世界,从传统制造业走向先进的智能工业有美国和德国两个样本可循。未来智能工业,美国人认为势必从生产制造端转到消费端,并提出了“工业互联网”理念与“国家制造业创新网络计划”,而德国则基于优势提出优化自控系统使得工业生产全自动化,且不说孰优孰劣,虽然美国与德国切入未来智能工业的角度不同,但都离不开制造业这核心。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的切入点主要是基于其互联网与商业模式创新这一强项。基于阿里巴巴、腾讯、百度等早已成长为世界级互联网企业巨头,这使我国在互联网创新上有较强的比较优势。因此,互联网及其技术,正是中国制造转向中国“智”造的关键路径所在。

  互联网经济在今天能够蓬勃发展,离不开它自身所拥有的巨大优势,它不仅打破了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满足了用户的潜在需求,还打破了行业界限、促进了产业融合,这已是共识。具体到制造业而言,学者们认为,至少在重塑消费力、供应链逆向再造、驱动企业创新、产业深度融合、生产模式全面改制、助力社会协同降低交易成本、加速产业集群化等方面,互联网技术足以赋能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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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9 9:38:00

  建设全球科创中心和国际金融中心是上海正在加速实施的两项重大战略任务。在协同联动建设中,科技对金融的促进作用不断强化,作为撬动新金融生态的支点,金融科技极大拓展了传统金融市场的有限边界,金融与科技的碰撞既促成了传统金融服务的更新迭代,亦成为推动科创中心建设的强大动力。只是,目前上海发展金融科技还停留在企业与部门层面,尚未立足多个国家战略叠加汇聚的高度制定发展金融科技的顶层框架。伴随金融科技跨界化、去中介化、去中心化和自伺服功能等特征的深刻演化,金融风险也呈现出新特征、新类型,对金融监管和企业风险管理提出了新挑战,尤其利用科技规避监管、科技发展带来监管真空等,传统监管体系集中化、中心化和机构化的监管面临重大约束。金融科技监管框架尤需防止出现过分压制新兴科技的现象,妥善处理好金融创新与风险防范之间的关系。为此,上海应积极做好标准储备和研究储备,着力加强在金融科技国际标准制定中的实质性参与程度和话语权,为鼓励金融科技企业布局海外并引进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全球金融科技项目企业提供行动方向和政策支撑。

  放眼全球,发展金融科技作为国家战略并以最大深度与广度的资源动员和投入保障实施,愈发成为世界主要经济体竞争未来国际金融、科技、经济和政治地位及长远利益的战略中心和博弈焦点。作为国家战略叠加和汇聚的中心平台,上海理应充分发挥产业集群、创新集群、城市集群高度聚集的发展战略优势和资源禀赋,在促进科创中心和金融中心两大国家战略联动建设格局中,战略谋划和系统布局金融科技发展的顶层设计。由此,我们建议上海会同国家相关部委依托国际金融中心和全球科创中心的基本框架,展开国家层面的金融科技发展战略设计,央行上海总部可否牵头上海组建相应机构,从顶层设计层面推动金融科技的研究规划、政策指引和统筹协调,厘清金融科技业务边界和责任划分,以此进一步发挥政府、企业、行业组织的协调作用,对标国际最高标准,加快构筑系统性的金融科技地方性法规与行业标准体系,为监管机构履行职责提供根本依据,为金融科技企业合规发展提供更宽容和开放的试错环境,充分激发金融科技企业的积极性和创造力。

  在“一带一路”倡议布局下,一批科技金融巨头正加紧布局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生物识别等新型技术,并谋求跨行业、跨地区、跨国家的合作机遇,开放与合作已成金融科技发展主旋律。因此,上海要通过加强“走出去、引进来”的双向合作,提升金融科技的整体竞争力。比如,与全球领先的金融科技中心开展双边合作,共享创新服务和市场发展信息,探讨新兴技术发展趋势和监管创新议题,实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鼓励金融科技企业采取投资与技术应用双管齐下的策略推进国际化布局,将日益成熟的金融科技能力和先发优势对外输出;探索设立金融科技海外并购基金,对接海外金融科技项目,大力引进国际金融科技优质企业和海外初创型科技企业,带动上海金融科技行业创新发展,在互联网金融等优势领域争取主导若干项国际标准研制,提升金融科技“上海标准”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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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8 9:03:00

  当下,世界各主要经济体都在通过改革让纳税更便利。比如推出或改进电子系统,降低利润税税率,允许更多费用税前扣除,降低劳动力税和强制性收费,合并或取消某一税种,引入新的税制,简化税务合规流程或减少申报和缴税次数,改进增值税留抵退税流程,等等。

  伴随新的一年到来,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也将拉开序幕。据报,在2019减税路径图上,普惠性减税与结构性减税将共同发力,制造业和小微企业减轻税负成重点,小微企业、科技初创企业还将迎来普惠性税收减免。与此同时,税务机关将统一征收社保、逐步纳入非税收入征收,通过税务机关与其他政府部门之间的协同合作,逐步扩大信息共享领域,从而进一步提升税收征管效率。无疑,这将为市场活力的充分释放创造良好的环境。

  我国税收的营商环境正在持续改善。而世界各国的纳税也正呈现新的发展趋势。

  世界银行与普华永道全球稍早时候在北京发布《2019年世界纳税报告》显示,2017年度中国的纳税改革表现亮眼,在纳税时间及纳税次数这两项关键指标上表现突出:全年纳税时间进一步缩短为142小时,同比降低31.4%,纳税次数缩短为7次,明显优于全球平均值237小时和23.8次。2017年有16个经济体推出或者改进了电子税务系统。其中,欧洲和中亚、东亚以及太平洋地区3项主要税种的操作时间缩短最多。

  纳税时间就是衡量样本公司准备、申报、缴纳3种主要类型税费所需的时间,即企业所得税、增值税,以及劳动力税费(包括个人所得税和社保、公积金)。纳税次数是指反映样本公司支付所有税费(包括增值税、个人所得税等企业扣缴的税费)的次数。若某一经济体提供全面的电子申报和税款缴纳便利,并且被大部分中等规模公司采用,即使全年的纳税申报和税款缴纳非常频繁,也将该税种的全年缴税次数合并视为一次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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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8 9:03:00

  去书店喝杯咖啡,聊天,顺便逛逛文创店中店、闲适地翻会儿书,是今天实体书店的常态,也是复合型书店转型的必由之路。书店不能仅是为了社交媒体而建,但一定不能忽略了社交媒体的引流、获客和转化购买的能力。

  旅行或出差,但凡有时间我都会去当地的书店逛逛。不论是综合性连锁书店,或是独立小众店家,都能从那里发现许多书本之外的信息,例如国民阅读习惯、文化素养和地方学习氛围、文化环境。这与国内近些年兴起由知识型网红担纲的“跨年演讲”不同。后者极合时宜地抓住了现代人“信息焦虑”的痛点,他们通常把近期畅销书的论点、论据,以类似读后感和笔记体的方式,再次传播出去。这有个时髦的称呼“知识付费”,本质上是商品化行为。书店也是在“贩卖”知识,但两者最大区别,一个便于系统地知识摄取与建构,一个是功利化消费与碎片化欢愉。

  不可否认,实体书店正在遭受冲击。它的对立面不仅有来自上面那种“文化快餐”品类的丰裕,还有源于时代更迭、数码生活方式的到来。在哈佛大学图书馆馆长罗伯特·达恩顿写的《阅读的未来》中,谷歌已控制了大多数美国人信息获取的方式(渠道),长此下去,传统图书馆(包括书店)被线上数据库取代并非不可能。达恩顿的担忧和希瓦·维迪亚那桑的警告如出一辙。这位美国弗吉尼亚大学传播学教授在《谷歌化的反思》中提出,当人们习惯了谷歌带来的方便、快捷、高效的信息检索服务,自然会轻而易举地对技术产生盲目信赖和崇拜。它的风险在于让我们逐渐抛弃必要的警觉和智慧的沉淀。

  两位学者的观点充满远见。何止谷歌,更有来自像亚马逊这样的电商巨头持续“围剿”实体书店。一键下单的在线图书销售、Kindle电子阅读器的推出、Prime会员免费快速配送服务,其结果间接导致美国曾经第二大书店Borders破产倒闭,直接抢占美国第一大连锁书店巴诺(Barnes & Noble)的市场份额。可是,正当人们忧心忡忡地讨论起纸质书是否会消亡时,亚马逊突然杀了个回马枪,开起了实体书店。自2015年11月起,亚马逊在西雅图开出第一家“亚马逊书店”后,至今已开出近十家线下实体店。有报道称,这种利用大数据思维和长尾模式经营的书店,亚马逊只用了一年多时间便实现了盈利。

  亚马逊貌似“逆势”之举和“新零售”概念能给书店经营以什么样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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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8 9:03:00

  称霸业界百年的GE在过去18年缓慢衰败,原因肯定是多样的。如果要列数,薄弱的公司治理、过于自信的霸道总裁和多元化企业集团财务数据的不透明这三项应是最主要的。多元化企业集团的一个“便利”是财务数据不透明,便于总部在不同业务部门之间财务大挪移。

  《华尔街日报》上月14日以“通用电气为美国世纪提供动力——然后它被烧毁了”为题刊登了长篇报道,深入分析美国工业巨头、曾经的“多元化巨无霸”通用电气公司(GE)的衰败。

  通用电气公司的历史可追溯到托马斯·爱迪生和摩根财团。1892年,爱迪生通用电气公司和汤姆森-休斯顿电气公司合并成了GE。1896年GE成为道指原始成员(当时成分股只有12只股票),自1907年11月以来一直是道指成员。但是,去年6月26日GE被剔除出了道琼斯30种工业股票指数。这个在2000年市值曾高达6000亿美元的公司,在2018年底市值只剩下600亿美元。

  真是惊人的逆转。一个百年工业巨人在过去18年缓慢衰败,原因肯定是多样的。如果要列数,薄弱的公司治理、过于自信的霸道总裁和多元化企业集团财务数据的不透明这三项应是最主要的。

  在2001年4月至2017年10月期间,GE只有两位CEO:杰克·韦尔奇及其指定的接班人杰夫·伊梅尔特。在任总裁期间,两人又都兼任公司董事会主席,董事们在主席带领下都很“懂事”。在韦尔奇时代,一位新任独立董事对董事会缺乏有效辩论感到很不解,于是问一位老资格董事:“GE董事会成员扮演的角色是什么?”“鼓掌。”年长的董事回答。伊梅尔特在董事会上绝对听不得反对声音。就因为与伊梅尔特在CEO传承想法上不一致,摩根大通前CEO,担任GE董事24年之久的桑迪·华纳在2016年被扫地出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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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4 8:20:00

  近年来,商业银行普遍将收益更高的消费贷款业务作为资产端策略调整的主动选择,加码布局信用卡贷款和个人一般消费贷款市场,消费贷款呈现快速发展态势。据央行公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信贷收支数据,截至2018年9月金融机构住户短期消费贷款余额为82329.35亿元,同比增速达28.14%,是金融机构其他各类贷款增速的2.3倍。2018年上半年主要上市银行消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约27.8%,高于全部零售贷款增幅11个百分点;消费贷款占零售贷款比重为27.78%,同比增长2.4个百分点。

  作为商业银行零售业务的突破口,不同类型消费贷款呈现差异化发展之势:一方面,信用卡成为消费贷款重要载体,2018年上半年主要上市银行的信用卡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8%,五年间年均复合增长率近30%。信用卡账户规模扩张重回快车道,2018年二季度我国信用卡和借贷合一卡在用发卡数量共计6.38亿张,同比增长22.7%;以信用卡账户为基础的多样化信用服务内容增多,账单分期、现金分期和交易分期业务在风险可控的情况下扩大了零售业务规模,帮助银行更深入场景与其他机构的消费贷款产品竞争;银行普遍加大自建线上场景、与线上平台合作等举措,加快建设线上引流入口,并推动零售服务从以卡片为基础向以手机APP为基础转变。另一方面,个人一般消费贷款业务得到大力推动。主要上市银行一般消费贷款2018年上半年增幅为27.47%,较上年同期增加约10个百分点。消费贷款产品体系日趋丰富,除了汽车和教育消费之外,银行陆续推出家居消费和文化消费用途贷款,也更重视区分客户属性,推出针对优质白领、代发工资客户,以及特点条件社保和纳税客户的消费贷款产品。与此同时,全流程在线消费贷款业务成为发力重点,秒速获批、在线提款、灵活还款的便捷服务为存量优质客户提供了更便捷的贷款渠道。加之科技应用场景在消费贷款应用中不断深化,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科技在贷款业务中的应用功能已从提升效率和风控向引领业务发展和促进经营模式转型。

  只是,消费贷款的快速发展也暴露出了贷款违规挪用、过度授信、存量客户的贷后风险管控脆弱、业务链上其他金融衍生业务风险、其他平台消费金融的违规乱象等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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