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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奇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强国之路的必然选择
2020-11-10 8:08:00
      为什么过去中国经济以外循环为主?

  自20世纪80年代到本世纪初,在沿海“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加工贸易和外资持续涌入的带动下,中国经济实现了多年的高速增长,一度形成了以工业“大进大出”为特征,即以外循环为主要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之所以形成了这样一个特定的增长模式,与当时的资源禀赋和历史条件有关。

  一是在20世纪80年代农村联产承包制改革全面推开之后,中国出现了农村劳动力过剩的现象,大量农民工涌入沿海,为这些地区的加工贸易及工业制造业繁荣发展提供了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

  二是改革初期,各级政府财力很弱、国内企业资本极其稀缺,迫切需要引入外资进行工业化。

  三是国际市场需求旺盛,从20世纪80年代到本世纪初,欧美等国家或地区的需求成为拉动亚洲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四是中国沿海的对外开放为“两头在外”(原材料和销售市场在外)的加工贸易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在这几个方面的作用下,中国成为继亚洲四小龙之后国际资本竞相涌入的沃土,工业化进展迅速,形成了以 “两头在外、大进大出”为主要特点,以外循环拉动为主的增长模式。这一模式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被进一步加强,到2006年中国进出口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简称GDP)的比重达64%。此后,这种模式虽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但仍在客观上推动着中国工业经济快速发展:2010年我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1年工业总产值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2013年我国成为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但是这种外循环拉动为主的经济增长模式在全球金融危机后遇到了一系列问题。本文接下来对此进行分析。

  一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后,外需断崖式下跌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冲击,危机之后国际市场增长放缓甚至萎缩。

  二是与一些国家的贸易摩擦逐步加剧。有研究显示,2006—2009年中国遭遇反倾销调查数占全球的比率超过35%,2015年这一比例仍然维持在31%左右。从反倾销最终实施结果看,1995—2015年中国共遭受国际对华反倾销裁决820件,占世界总数的25%,也居世界首位。同时,中国遭受的反倾销肯定性裁决比例和中国产品遭遇的反倾销税率也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三是劳动力增长出现拐点。随着退休人口逐步超过新增劳动力的数量,2012年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第一次出现绝对下降,意味着我国剩余劳动力就从无限供给真正转向了有限剩余,沿海一些地区出现了“用工荒”,劳动力成本逐步提高。

  四是煤电油气运等要素成本也随着大进大出而逐步抬高。以原油为例,中国原油对外依存度2009年首次超过50%;2013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汽油和其他液体燃料进口国(进口减去出口后净值)。

  五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发展理念逐步深入人心,人们比以前更加重视环境保护,更加重视防污治污,原来发展经济先污染、再治理的模式难以为继,过去发达国家向中国转移的高能耗、高污染项目不再受欢迎。

  总之,这些因素加起来对外循环拉动的经济模式带来了挑战。面对这些问题和挑战,党中央、国务院及时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方略。从供给侧下手,通过“三去一降一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力图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结构性问题。在一系列结构性改革措施的作用下,从市场主体的培育到要素的优化配置,从营商环境的改善到创新动能的激发,中国经济的内生增长动力持续释放,以供给结构动态适应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特征的内循环体系逐步成型。

  2019年,我国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由2006年的64%下降为32%,最终消费对GDP的贡献接近60%。从这个意义上说,以内循环为主的思路不是突然提出来的,而是党中央早在2015年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时候就已经在酝酿了。如今,在新冠肺炎疫情深刻冲击世界经济的大背景下,特别是在一些国家不负责任地“甩锅”“脱钩”的背景下,提出“加快形成内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格局”,既是顺势而为的战略举措,更是强国之路的必然选择。

  新形势下以内循环为主有何重大意义

  第一,有利于提高我国产业链含金量,促进高质量发展。过去我国的发展是“两头在外”,即零部件、原材料和市场都在外。尽管这种方式给我国带来了一定就业,但由于在产业链条上只占整个产业链的一个环节,对就业拉动有限。

  内循环的新格局下,我们将通过补链、扩链形成水平分工与垂直整合相结合、“一头在内一头在外”的产业链集群。这样的产业链集群不仅将吸纳大量就业,还将带来更高含金量的经济绩效。比如,产值为100亿元的加工贸易,在“两头在外”模式下,一般只有10%~12%转化成本地的GDP;在内循环模式下,将上游主要零部件配套企业集群到一定的空间区域内,并形成水平分工垂直整合的产业链集群,同样100亿元产值带来的GDP将可能达到30亿~35亿元,也就是说将会有30%~35%的转化率,产业链的含金量将会更高。

  第二,有利于提升供应链的安全性,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新冠肺炎疫情之下,各国各地区的隔离阻断,首当其冲的就是全球供应链。停工停产导致链上企业原有的产品订单消失,即使未受疫情影响的企业其原有的零部件供货也因为物流中断等原因消失。一些地区的企业即便有复工复产的能力,也会因为没有订单、没有零部件供应而处在不得不停工的状态。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笔者在苏州、重庆等地方看到,由于这些地方产业链相对完整、产业集群自成体系,供应链安全性得到了充分保障,新冠肺炎疫情之下很多跨国公司把大量订单转移到了该地方,这些地方订单出现了逆势增长。这说明,内循环下的产业链集群要比“两头在外”、高度依赖国际供应链的地方更加安全、更加高效。

  第三,有利于增强价值链的韧性,提升产业综合竞争力。虽然我国已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仍有很多核心技术受制于外部因素。过去,在外循环拉动为主的模式下,我们的习惯思维就是以市场换技术。然而,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推动以内循环为主的增长,要求我们更加重视关键环节的研发,更加重视创新,更加重视品牌。

  事实上,我国也已经具备了沿价值链向上攀升的条件:我们有4亿的中等收入群体,他们对高品质的美好生活需要为中小企业开展创新、培育品牌提供了最为丰富而便利的市场。从供给侧看,近几年陆续涌现出的以智慧化、个性化和订制化为特征的“新制造”就是一种趋势的反映。

  第四,有利于促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外循环拉动下,经济增长较为粗放,靠的是劳动力和资本的大量投入,但由于重生产、轻消费、订单为王、重商主义,经济长期增长的内生动力不足。转向内循环为主,不仅意味着要进一步打通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各环节的梗阻,形成更加畅通的经济循环,还要通过推进劳动力、资金、土地、技术和数据等要素市场化配置着力点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外循环拉动下拼的是要素的投入成本。比如,劳动力和土地等足够便宜。内循环驱动下拼的是要素的配置效率,需要有深层次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建立更加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第五,有利于增加进口,提高我国在国际经济舞台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中国主动扩大进口,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考量。事实上,当今世界,出口大国未必是经济强国,因为出口可能大量是劳动密集型产品、来料初加工产品。而进口大国一定是经济强国,进口所需的外汇可能来自技术和服务等贸易顺差,也可能因为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Special Drawing Right,简称SDR)成为世界货币从而促进与各国直接用本币结算。所以,以内循环为主意味着我国将持续增加进口,实现进出口平衡。这不仅有利于我国在新一轮经贸谈判中占据主动,还有利于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有利于推动在一些重要资源上形成人民币支付的定价权,进而提升我国在世界经济舞台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工业领域疏通内循环的建议

  实体经济是现代经济立身之本、财富之源。而工业则是实体经济的主战场,是形成内循环为主的发展格局的中心环节。新形势下,广大工业企业完全大有可为、大有作为。

  第一,要牢牢抓住创新这个驱动发展的不竭动力,尽快打通全流程创新链条。创新链条主要有三个环节:一是从无到有,无中生有的创新,实际上是原始创新,是从0到1环节;二是从科学到技术的转化创新,是将基础原理转化为生产技术专利的创新,包括小试、中试,也包括技术成果转化为产品开发形成功能性样机,确立生产工艺等,是1到100的环节;三是从技术到产品,规模化、产业化甚至资本化的阶段,是100到100万的环节。

  目前,我国在这三个环节都有短板:比如0到1环节投入不足;1到100环节产业转化效率不高;100到100万环节市场化、资本化仍有不少障碍。

  对此,一是要鼓励包括工业企业在内的社会各界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入;二是要重点培育一批以需求为导向的新型研发机构;三是要通过产业链水平整合、垂直整合,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

  同时,要改善金融环境以吸引各类股权投资机构跟踪投资。特别是要发挥科创板的引导作用:凡属于“卡脖子”的技术产业化项目,科创板应优先考虑;凡能够“以产顶进”,降低关键核心技术对外依存度的,科创板应优先考虑;凡有利于促进内循环、提升产业竞争力的,科创板应优先考虑。要力争将科创板打造成与美国纳斯达克相媲美的资本市场,以科创板为龙头激活全流程创新链条,进而掀起全社会开展大规模科技创新活动的高潮。

  第二,要抢抓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新机遇,以新基建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建设产业互联网。新基建作为数字经济、智能经济、生命经济的技术支撑,将带来几万亿元甚至十几万亿元的投资需求,还将通过数字技术产业化、传统产业数字化、研发创新规模化而产生不可估量的叠加效应、乘数效应,可以对内循环产生巨大的赋能作用。

  所谓产业互联网,即利用数字技术,把产业各要素、各环节全部数字化、网络化,推动业务流程、生产方式重组变革,进而形成新的产业协作、资源配置和价值创造体系。目前,中国工业总产值已达90万亿元,如果因产业互联网的广泛应用而提升5%的效率,就会产出4.5万亿元的增加值,这是巨大的“蓝海”。我们相信,今后互联网数字经济中的独角兽主要产生在产业互联网系统中。

  第三,要打破部分行业政策性梗阻,促进供需实现高水平均衡。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之下,一些传统行业可能会出现新的产能“过剩”。对此,要通过适度调整政策、创造新的需求来释放这些“过剩”产能。

  汽车方面。2019年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572.1万辆和2576.9万辆, 尽管产销量继续蝉联世界第一,但同比分别下降了7.5%和8.2%。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19年,每千人拥有汽车量美国为837辆、德国589辆、日本591辆,甚至一些亚洲国家如马来西亚为433辆,而中国仅为173辆,应该说市场前景十分广阔。之所以出现汽车消费不振的现象,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国有很多限制汽车消费政策。如果放开汽车消费,使得中国汽车人均保有量能达到发达国家50%的水平,一方面可以满足市场消费需求,另一方面可以倒逼城市改造交通设施,扩建立体停车库。事实上,现在一些城市写字楼已经出现产能过剩,而楼房型的立体停车库几乎是空白,将部分过剩的写字楼改造成立体停车库,既拉动了消费,又平衡了市场。

  钢铁方面。据工信部数据,2019年全国生铁、粗钢和钢材产能分别为8.09亿吨、9.96亿吨和12.05亿吨,同比分别增长5.3%、8.3%和9.8%,已有再度“过剩”迹象。在生产端,经过上一轮“去产能”,高污染、技术落后、规模较小的产能都已经去掉,现存的钢铁产能在世界上属于比较先进水平。在消费端,尽管来自建筑业的钢材需求占比已超过40%,但潜在的需求空间仍然较大:一是目前我国钢结构(由钢制材料组成的结构)产量仅占我国钢产量的7%~8%,而欧美等国家或地区这一比重为40%左右,提高各类建筑中的钢结构比重将显著扩大钢材需求。二是目前我国房地产用钢量为每平方米40~50公斤,而发达国家已达150公斤,我国每年新建十多亿平方米的房屋,如果能在建设标准中适度提高房屋用钢比重,甚至推广使用钢结构建筑,使每平方米建筑用钢达到150公斤,一年可以多使用1亿多吨钢材,有助于消纳这些先进的“过剩”产能。三是现有的钢筋混凝土房屋一般寿命为30年,钢结构房屋寿命可以长达70~100年,提高建筑用钢标准、推广使用钢结构,可以大幅提升房屋质量、延长房屋寿命,形成废钢炼钢的循环经济,也有利于抗震减灾,一举多得。

  能源化工方面。2019年,中国进口原油5亿吨,对外依存度达70.8%;天然气进口9660万吨,对外依存度达43%,未来几年对外依存度还会继续升高。高能源对外依存度始终是国家安全的重大隐患。进口的原油天然气大部分用于生产各种化工产品。我国有世界上储量最为丰富的煤炭,每年煤炭产能50亿吨左右,实际产量40亿吨左右,从数据看似乎煤炭产能是“过剩”的。煤炭是天然的化工原料,建议未来发展煤化工、煤制油、煤制气,这方面我国的神华集团等大企业已经具备了能力。如果增加8—10亿吨煤化工原料,每年可以减少2亿~2.5亿吨石油进口,既可以消纳“过剩”煤炭产能,又可以降低石油天然气对外依存度。此外,我国还有丰富的页岩气资源。目前页岩气可采储量世界第一,产量世界第三。应加快发展页岩气产业,将产量逐步提升到每年1000亿方米,相当于2019年全年消费量的1/3,这对于提高我国能源资源保障能力,优化能源结构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探讨内循环要牢记总书记讲话精神,牢记新格局是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格局。这意味着,内循环为主,绝不是回到封闭发展的老路上。相反,是需要更高水平的开放和外循环来支撑和促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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