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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元春:宏观经济常态化全面开启,存八大风险 
2021-4-21 15:32:00
   一季度宏观数据由于疫情冲击带来的基数效应和政策效应出现前所未有的高涨状态。18.3%的GDP增速,25.6%的投资增速、33.9%的消费增速、38.7%的出口增速,以及25.3%的服务业增速、24.5%的工业增加值增速都说明了中国经济走出疫情困境的强劲增长态势。但是,这种前所未有的同比增速反弹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的复苏已经完成,已经步入到常态化的新轨道之中,更不意味着中国经济出现可能的过热。

  一、疫情冲击带来的缺口全面补齐,宏观经济步入到常态化复苏的新阶段

  中国宏观经济成功摆脱疫情困局的核心标志有四个方面:

  一是复苏的景气在政策持续发力的作用下传递到中小企业,2月和3月中型企业和小企业的PMI指数首次在13个月的负增长之后提升到50的枯荣线之上,达到51.6%和50.4%。这标志着整个市场的活力已经全面启动。

  二是受到疫情冲击最为严重的餐饮行业收入同比增长75.8%,两年平均增速为-1%,基本填补疫情带来的缺口,交通运输部门同比达到32.1%,平均两年达到6.6%。

  三是在供求复苏的进程中,需求端复苏出现加速态势,供需缺口收窄,需求不足的问题开始有所缓和,最为明显的是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的环比增速分别达到了1.51%,达到近8个月的高峰,消费环比增速达到1.75%,达到近6个月的新高。在出口增速持续高涨的推动下,总需求在一季度明显加速,供需缺口出现快速收敛。标志性指标是3月份在食品价格持续下滑的同时,CPI摆脱了负增长通缩的困境,开始出现正增长,达到0.4%。非食品价格环比上升0.2%。

  四是就业质量和就业数量出现明显的改善。失业率进一步下降到5.3%,每周工作小时数0.6小时。

  二、同比数据虽然强劲,从环比增速、两年平均增速以及其他核心指标来看,中国宏观经济依然在常态化复苏的开端

  一是GDP同比增速为18.3%,但环比增速仅为0.6%,两年平均增速仅为5%,没有达到通常预期的环比增速1.8%左右和6%左右的常态增速。

  二是投资两年平均增速仅为2.35%,环比增速为1.51%;消费两年平均增速仅为4.2%,环比增速为1.75%,说明消费端在供给端基本常态的情况下离常态化还有一定的距离。中国供需缺口并不是很多人所讲的具有强烈的正向缺口,而是具有一定的负向缺口,一季度为0的CPI和为负的核心CPI增速说明了中国需求不足的问题,供给与需求复苏不同步的问题依然较为明显存在。

  三是虽然PPI达到了4.4%,但CPI同比刚刚由负转正,环比依然负增长,核心CPI依然为负,说明GDP快速上升主要由供给端补偿性反弹驱动。需要指出的是,很多学者根据一季度的同比增速测算的12个百分点的正向产出缺口得出“中国经济将快速步入过热状态,宏观经济政策需要全面转向”的结论,这种分析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可能引发强烈的错判。2021年3月美国CPI达到3%不应当成为我们政策判断的依据。

  四是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景气状态刚刚逆转,还十分脆弱。特别是民营投资两年平均增速仅为1.7%。

  五是结构性就业问题依然严重,特别是16-24岁年轻人就业和农民工就业还在恶化的状态。就业难与招工难的问题又开始全面显化。

  三、未来经济常态化复苏具有很好的支撑力,但一定要更加注重以下八大风险

  在“十四五”重点项目持续布局、宏观经济政策保持连续性以及外部需求持续改善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中国宏观经济的环比增速将进一步抬头,同比增速逐步回归到6%-7%区间,于今年底明年初达到常态化水平,使中国成为率先复苏的大经济体。但是,这种复苏进程很可能受到以下几个方面的挑战。

  一是疫情冲击带来统计数据的失真和混乱,导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调控失误。主要体现在同比数据与环比数据的背离、存量与流量的变化、供给端与需求端的错位、外部环境与内部环境的变化,这不仅对宏观决策者带来了困扰,更为重要的是,会带来市场预期和秩序的混乱,如何进行正确解读和宣传,并引导市场主体形成正确的市场预期,就显得十分重要。

  二是在整体通缩压力依然存在、需求不足依然存在的情况下,错误认识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以及美国CPI上涨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冲击,将大宗商品价格冲击过度放大,强迫货币当局过早进行政策转向。PPI与CPI的背离需要结构性政策对冲,而不是简单进行总量性政策转向。

  三是高杠杆率带来的局部风险的显化与控杠杆在短期规律之间的冲突导致金融政策过快收缩。

  四是虽然中小企业景气指数逆转,但这种逆转十分脆弱,同时民营投资信心不足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民间投资增速过低需要重点关注。

  五是对于结构性失业现象重视程度不够,导致年轻人就业问题持续恶化,诱发潜在的社会问题。

  六是“十四五”规划必须有序落实,应当高度重视地方和相关部门投资“抢跑”的现象。

  七是美国超级刺激政策对于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冲击以及审慎监管的冲击需要分类处理,而不能简单化。

  八是中国经济高耗能部门复苏与中国“2030”、“2060”计划之间的冲突需要审慎处理。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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